旅人心坊

今年是台北建城一百三十年，對於台北這個充滿複雜情緒的城市來說，是一個值得去探究它成長的背景以及變化的時刻，到底一百多年台北是如何蛻變的，不論是早期的新莊、之後的艋舺乃至於承接的大稻埕，每個地區都潛藏著台灣歷史的縮影。台灣巡府劉銘傳與台灣兵備道劉璈之間的矛盾，可以說是台灣最早的南北對立，在1985年中法戰爭過後，劉銘傳誣陷劉璈入罪流放邊疆，就此引發劉璈舊部以及南部居民的不滿，劉銘傳開始將施政重心由南轉北，間接使得台北在往後的一百多年獨占台灣鰲頭。一座台北城，東西南北四方城郭，來來往往多少足跡，今日欲尋恐也遍不著幾雙印記了，更何況昔日的五座城池，經過時代背景的需要，也早已不是當時的要塞堡壘，所幸在這五座城池旁仍留有些許的可考的古蹟可探。

1892年，欽差行臺興建完成，原為台灣巡撫邵友濂為接待清朝欽差來台接待之寓所，耗資兩萬白銀興建欽差行臺，如今藏身於植物園內的欽差行臺，算是遊客訪園時，人文印象最深刻的一座衙邸，可惜因考據偏誤，一度被視為所謂的「布政使司衙門」，導致它過去一直難以正名，今時今日終得以撥雲見日，找回屬於它真實的身份，過去由巡撫招待賓客之用的行館，如今卻變成遊客尋思歷史脈絡的活教材，雖然經過多次搬遷，終座落今日的植物園內，即便是官方衙邸尚且不如板橋林家園邸的雅致氣派，但由三進的文武門神繪製可見，仍不失官方應有的穩重威儀。原先接待大臣的招待處所，變成台灣巡撫獨立的抗日軍事要地，後又變為日本台灣總督的臨時廳舍，在一波三折後，它總算變成不朽的文化遺產。

1930年，是南門町三二三有實際記載的出現，建造年代已不可考，起初為日人於該地舉辦活動時的一個歇腳及小商屋，也正因如此，它沒有正式的門廊，朝曦初露，日式建築屋門外，連臂而至的遊客早已等待不及，可見這修復的工程投射了多少人的期待，擺脫傳統的日式迴廊，而是採另類的枯山水，有一說枯山水式的造景是來自於日式禪風，導致抽象與具象的觀念不斷地在園外花草上展露無疑，讓訪者增添無限的想像空間，當用中國文化的邏輯觀念去看日本文化時，往往會出現悖論存在，園外步道並不是供屋主前往觀景用，而是默默地悠然的在屋內望著屋外的情境，步道不過只是一種視覺上的景觀而已。該地最特殊的莫過於利用石頭以及樹叢所打造鶴與龜的造景，象徵的猶如龜鶴遐壽的長生之意，足見日本人在設置庭院景觀時，亦會考量到風水以及吉運之意象。南門町三二三，一個特殊的門牌編號，也是台灣目前絕無僅有的唯一，如今這個唯一將會隨著南門烙印在台北的歷史當中。

1910年，撫臺街洋樓為日本人所經營的商號店舖所擁有，不過兩層樓的平房，那木造的特殊氣味卻強烈到引人入境，在現代化綜合式的房子夾雜，洋樓顯得特別突兀，成為時代進步少數遺留下來的產物，一樓正在舉辦老照片的特展，一張張相片將時光倒流至年代，指引訪客到一個從未想像過的年代，黑白相間又略帶點生澀的感覺，透過攝影拉近我們與台北過往的距離，從未想過我們與台北的歷史是離的那麼遠。在二樓的一張日治時代的地圖，繪製起今非昔比的街道變動，站在歐式洋房之上，看著木窗外的街道，就像三輪車在後面追著高級轎車跑，只是似乎再快也追不上，一時間腦海裡開始出現錯亂，原來這棟建築與路一點都沒變，變得是周遭建築、交通工具以及屋內的人。

1901年，台灣總督官邸落成，官邸主人是前德山藩士、台灣日治第四任總督─兒玉源太郎，或許是因為明治維新的效應，使得官方在設計這座賓館時，先由文藝復興再延伸至巴洛哥式的建築為主，反映出同一年代，日本與中國對於洋化接受的極度認知差異。戰後賓館再度易主為國民政府所有，供招待外交使節賓客使用。賓館內的裝飾雍容華貴，處處皆是金碧輝煌之地，庭園造景更是大氣又帶有巧思，或許是為了總督處理繁重的政務外亦能悠揚地從容散心，如今的臺北賓館已是承平寧靜的古蹟建築，中日和約在此簽定的同時，代表此處作為戰事的終結，只是距離賓館不過數尺的凱達格蘭大道，卻已成為當下台灣紛擾的主戰場，而主角正坐鎮於昔日台灣總督府內。

1908年，日治台灣總督考量日籍移民居住處所，在艋舺、大稻埕已為台人所居，故在台北城旁的荒蕪之地規劃為日人社區，紅樓便是在此概念之下而產生的建築物，作為第一座的官方市場，其建構格局亦充滿著前衛，由東方傳統八卦造型的入口搭配西方十字架造型的建物主體，在當時可以說是日人專屬的百貨公司。數十年後，此地卻成為文藝表演的萌芽之樹，各種文化的交錯相互輝映，時至今日，更已打破傳統性別的思維，成為開風氣之先的前衛領域，不該只是用古蹟的價值來衡量它的存在，而是在這當中，充滿著時代的轉型、哲學的扞格乃至於藝術的衝擊，或許隨著歲月的推進，它將持續發光發熱，將引領下一段不可預知的新變革。五座建築就像台灣百餘年來的歷史縮影，或許當不斷追求物質的提昇之餘，正同時逐漸失去一些存在灰燼下所僅存的菁華，當回顧這些屋瓦，就像明鏡般的反射在我們的不存在的記憶當中。